许许多多历史都死在岁月里了，而茶还活着。
蜀中雅安，一座蒙山，人文历史久远，却因茶而鹤发童颜。雅安以一棵茶树的状态吸纳天地的阳光雨露，宁静又水灵地活在中国文化的烟雨中，老树新枝，蓬蓬勃勃。
雅安，地处西南边陲，位居藏地门户，背靠皑皑雪山，紧邻成都平原，若水沫水穿境而过，云雾烟雨缭绕其间，蛮荒不通教化弥久，汉唐文化传承源远。雅安，因为一座荒山野岭，却能直抵中国文化内核，洞穿中国板结于中原核心的历史，最难能可贵的是竟然不动声色，在地理文化修养上的含蓄，实属罕见。
雅安山灵水秀，是四川早期人类聚居地之一。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留存至今的大量文化遗产足以说明这里与中原文化的紧密程度。这些雅安留存至今的大量文化遗产尤以汉代文物最多，其中以石刻文物最为绚丽，件件皆为国宝。全国现存汉代石兽共19具，雅安就占12具，足见其显著的地位。雅安汉代石刻是我国汉代石刻艺术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两处。高颐墓阙及石刻是国务院1961年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全国唯一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制实体，它的仿木石结构建筑也是我们今天了解汉代建筑唯一的完整实物。同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樊敏阙，它气势磅礴，充分展示了汉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造型艺术的豪迈精湛。在中国艺术史上，雅安精湛的汉代石刻，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然而，这些历史文化对于中国，对于雅安仅仅是一座纪念碑而已，无论其地位如何显赫，其历史价值多么巨大，都只能是寿终正寝地被封存在历史中，供人纪念、祭祀罢了。而真正让雅安鲜活水灵的则是充满无限生命力的蒙顶茶。
茶与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中国文化所崇尚的仁爱、中和、天人合一，都是茶的品质，所以茶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缩影，茶的文化完完全全地渗透着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茶是另一种水，茶是岸上莲花。
因为茶与中国文化有着这样的渊源，所以，雅安和雅安的蒙山也就与中国文化有了极深的渊源。
雅安蒙山是中国文字记载人工栽植茶树最早的地方。蒙顶植茶起始于公元前50年，即西汉甘露年间。当时的蒙山土著人吴理真为了给母亲治病，亲手将茶树栽种于蒙山顶上的五峰之中，这就是中国人工栽种最早的茶树。
《天下大蒙山》碑记载：“祖师吴姓，法名理真，乃西汉严道人也。脱发五顶，开建蒙山。自岭表来，随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乎寻常。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西汉时，有僧自岭表来，以茶植蒙山。”明朝《杨慎记》记载：“西汉理真，俗姓吴氏，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这些记载，都说明雅安蒙顶山土著人吴理真，剃度做了和尚，在蒙顶山上将野茶种植栽培成了家茶，之后才在全国各地蔓延开去。所以，雅安人吴理真是天下种茶的老祖先人，蒙山是中国人工栽培茶树的发源地。
算算时间，蒙山茶的人工栽培已有2060多年历史，而西湖龙井茶1000余年历史，洞庭碧螺春300多年历史，峨眉竹叶青仅仅40多年历史。蒙山茶是当之无愧的的老祖宗。
天下名山多了，何以雅安蒙山能够成为茶的圣地？
我以为首先是蒙山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结合部，山体长
《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里的“荼”就是茶。显然这里说的茶是野茶，也就是说神农氏发现了茶有解毒功能，并在族人中广泛推广饮用，但他仅仅是使用而已，却并未思考栽种的问题。而将野茶栽种培植成家茶的人，却是蒙山吴理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为，它不是古代集大成者的黄帝、神农他们培育的，而是地处西南边陲蛮荒不通教化的土著雅安蒙山人吴理真培植的，而且茶从此直接渗进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中，而且风风光光鲜鲜活活地活到了现在，并且还要继续活下去。
茶的栽培历史虽然悠久，吴理真的荣誉却来得较晚。宋朝淳熙13年（公元1186年），孝宗皇帝追念吴理真植茶功德，将其敕封为“甘露普慧妙济大师”，两年后又封为“甘露普慧妙济菩萨”，敕修天盖寺，为其雕刻塑像，以作供奉和祭拜。吴理真开掘的甘露井，甘露石室遗迹留存至今。其所植的七株“仙茶”因入贡皇室，被唐王朝册封为“皇茶园”，庶民不可擅入而受到保护。制作的甘露、石花、黄芽三种名茶流传后世。
蒙茶优良的品质，鲜嫩美好的外形，精良考究的制作工艺使它名声在外。它“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久凝不散”。皇家历来都是独享天下极品美食的特权阶层，蒙顶茶也不例外地被历朝皇地钦定为贡品，成为皇室的奢侈品。
唐代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蒙顶茶被正式列为贡茶。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又清代《陇蜀余闻》：“每茶时，叶生，智矩寺僧辄报有司往视，籍记其叶之多少，采制才得数钱许。明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到清朝时，蒙山五峰被辟为禁地。从这里不仅能看出蒙顶茶的珍贵，也可窥探到贡茶管理的逐渐严格性，而到了清代干脆被辟为禁地了。自唐至清，蒙顶茶一千多年里年年入贡，从未间断，足可知道皇室也是十分欣赏和看重蒙顶茶的。这在中国，任何一种名茶都是无可企及的。
蒙顶茶除了主峰皇茶园里的茶是入贡皇宫外，在蒙山其它地方大量种植的茶树上采摘制作的茶叶则是官吏富豪和普通百姓的珍品。但最值得称道的是：蒙山乃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边茶生产区和茶马古道的起始地。这是另一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军事通道，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最和谐的交流和相互融和，并派生出了独特的茶马走廊文化。藏区的马和汉区的茶是两个民族长期交往的纽带。
茶与马似乎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但这两件事物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书写了中国道路史上的奇观，而且将各种不同的部落、王国、宗教、习俗等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以滴水穿石的方式和谐地交合、浸润。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蒙顶山边茶贸易始自东汉。初期由民间商人与茶农自行交易，民间商人从茶农手中收得茶叶后，通过牦牛古道从蒙山脚下的名山出发，经雅安、康定、巴塘、昌都、洛隆宗、贡布江达到达拉萨。这些茶叶进入藏地后，最初是作为宫廷药用，继而成为贵族、僧众饮品。直到唐朝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藏干布成亲时，文成公主带入大批量茶叶进入藏地。茶叶才很快传入藏区民间，饮茶迅速在西藏上层和民间风靡，成为了西藏贵族和普通百姓共同的生活必需品。这主要是因为饮茶解决了藏民族生活的重大难题：藏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一般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地理气候高寒，以高热量的牛羊肉、奶制品、酥油糌粑为主食，蔬菜水果缺乏。这种高热量、高油腻的饮食结构造成了高原人诸多相关疾患。茶的到来，起到了“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乳肉滞隔，而茶性通利，故荡涤之”的奇妙效果，茶也就因之成了藏地民众的“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必需品。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蒙山边茶开始大规模卖入藏地，蒙山茶也因此得以迅猛发展。
唐宣宗大宗元年（公元856年），杨烨撰写的《膳夫经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蜀茶得名蒙顶，元和（唐宪宗年号）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茶。是以蒙顶先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足见蒙山茶业发展的迅猛程度。在茶马互市逐渐形成规模的时候，唐朝和吐蕃于公元728年签署协定，以赤岭（青海境内）为交易地点，并刻碑赤岭，以此为界。吐蕃为此派出专人负责经营，称“汉地五商茶”。雅安蒙山边茶也经由青海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藏人依赖于茶，中原王朝缺乏骏马，二者交易迎来了高潮，也由此开辟了气势恢宏的茶马古道。
北宋时期，四周皆为强敌，边患剧烈，朝廷连年用兵，战马奇缺，茶马互市也就更比唐朝显得重要。南宋时候，北方沦陷，雅安的茶马互市就更为重要了。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朝廷派遣李杞入川，于蒙山下的雅安名县设立茶马司，筹办茶马政事。中国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在雅安境内设立了以茶易马的专门机构。由于国家大张旗鼓地设立了茶马互市机构，蒙山茶迎来了继唐朝之后的第二次繁荣阶段。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朝廷特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朝廷再次诏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定为永法”。北宋朝廷这样一再诏令，茶叶成了国家紧俏金贵的军需物资，控制十分严格，不仅产量大增，利润也十分可观。当时，因“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缺”，所以“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四寸大马一匹”。蒙山地区“岁运名山茶二万驮”，每驮1百斤，计200万斤。接待民族茶马贸易通商人数一天最多竟然可以达到2千余人。这样的繁荣景象，从元丰初年（公元1078年）至孝宗淳熙末年（公元1188年）的111年里，蒙山所属名山县边茶年产量常达1千吨左右。最要命的是，这么大数量的茶叶自大唐王朝以来的一千多年里，全靠人背和马驮，于是这条茶马古道一直是人流不息，这样的运输方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川藏公路通车以后才告结束。
其实，边茶并非是什么上等的好茶，它首先要具备利于运输，便于储藏，然后是耐久不易霉变的条件。不能像甘露、石花一般娇嫩。所以它的制作原料和工艺都是适合于这样的需要而选材加工的。边茶属于黑茶类，采用粗大的茶树枝梢或春茶老芽、夏秋茶叶梢、茶末等为原料，调制搭配后再经过蒸、沤、晒、压而成，必须通过熬煮食用。其色老汤浓，利于消解油腻，促进消化。这样的茶，最适宜高原人饮用，汉区几乎不饮。
统观中国历史，以雅安蒙山为中心的边茶，在茶马互市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同时，又通过这条茶马古道，通过无以计数的背夫们的肩挑背磨，将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瓷器、技术、文化等大量进入藏区和周边地域，而藏区的毛皮、麝香、鹿茸、药材和藏文化也纷纷涌入汉地，进行了长期的交流、磨合，增进了民族间的了解、理解和团结稳定，形成了茶马古道特有的文化堆积层而成为世界罕见的文化景观。现存于雅安名山县境内的我国茶马贸易管理机构唯一遗址——茶马司，以及茶文化博物馆和崇山峻岭间断断续续的茶马古道遗迹，便是茶马古道文化最有力的见证。
蒙山茶除却在茶马互市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走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茶马古道外，茶中悟禅，茶中藏禅的禅道文化又是它的另一项重要成就。
蒙山是一座佛教名山，种茶始祖吴理真就是一个和尚。蒙山林木苍翠，清净无尘，很适宜出家人修行参禅。正因如此，历朝历代，蒙山上古刹众多，高僧辈出。到了清代，蒙山上已经建有三十多座寺院了。
蒙山是中国人工植茶发祥地，植茶始祖又是一名和尚，这个“茶”的开头就很有意思，似乎冥冥之中暗示了茶与佛教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像蒙山顶的贡茶园自古以来就是由僧人掌管，分工精细，有采茶僧、薅茶僧、制茶僧、守茶僧等。寺院也分工明确，千佛寺专管茶园，净居寺专司采茶，智矩寺专门制茶，天盖寺专管评茶，由是可知茶与僧人的生活关联。
佛教在弘法利生、静修悟禅过程中，早已与茶暗通了关系。
茶与佛教有着天然的联系。在高僧们的眼里，茶与禅是一回事，茶即是禅，禅即是茶，所谓禅茶一味。茶活于山野，得阳光雨露滋润而生长，它怀有一份感恩的心。在山野它活于自然，日晒雨淋而不怨；采摘后经过火烘杀青，储于容器而心安；置于杯中，遇水而活，感悟沉浮冷暖而不惊；几杯入肠，汤色渐淡，沉于杯底而不争；茶尽而残，弃于荒野，归于泥土而无忧。茶的这些品质，恰如出家修行之人的追求，放下、随缘、无争、渡人。茶可以清心，可以明目，心清目明就容易破迷开悟，大彻大悟方可修成正果。茶即禅也！
如果说佛教文化是外来文化，那么道家文化算得上是正宗的中国本土文化了，茶同样浸透于道家文化之中。此外，茶与诗词，茶与音乐，茶与儒家等等，在中国的任何角落，茶无处不在，并且都融入其中，不知不觉地浑然一体了。俗话说，清早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日子，眼睛一睁就有茶呀！
蒙顶茶品质为茶中极品，是天下人的共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句“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是天下人对蒙顶茶的最高评价。然而，许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却有误差。
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扬子江作个认识。扬子江本是江苏扬州以下至入海口的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因古有扬子津渡口而得名。但由于扬子江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the Yangtze River )在外语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所以“扬子”乃长江之别称，后来扬子江就泛指长江了。
隋唐年间，扬州城南约20里，有一个名叫扬子的小镇。因地临长江北岸，故又名扬子津。隋朝时期，炀帝利用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故道，修运河自山阳（今淮安）达扬子，并在扬子建临江宫（扬子宫），从此扬子津日渐繁华。当时瓜洲尚在江心，自扬子津行船抵南岸京口（今镇江），烟波浩淼，南来北往的商旅，皆云集于扬子津候渡，因而扬子的知名度日渐昭著。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丹徒与江都之间的大江称为扬子江，意即与扬子津毗邻的那段大江。扬子津在唐代中期以前十分著名，在唐诗中多有反映。唐开元天宝以后，由于淤沙扩展，瓜洲渐渐与北岸相接。自扬子津行船南渡，就必须绕过瓜洲尾部，水程增加了28里。后来自扬子抵瓜洲的运河竣工，扬子津渡口便淡出了历史舞台，其地位也被瓜洲渡口所取代。但因为扬子津当年地位的显赫，那时西方人也自然是记忆深刻，又因“长江”二字西方人发音不便，以讹传讹，因而习惯以“扬子”称呼长江。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认识“扬子江心水，蒙上顶上茶”就容易多了。
扬子江心水就是长江江心之水，长江可是中国的母亲河，它的意义因此而非同寻常。“蒙山顶上茶”是蒙山顶上吴理真亲手培植驯化的那七棵仙茶树，这可是茶的源头，是中国一切与茶相关联的事物与文化的要津，在中国茶文化的地位上，也是一条与长江同等重要的河流。将长江江心之水与蒙山顶上之茶相提并论，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其意义就不同寻常了。这可不能简单地误解为：扬子江心水是最好的水，蒙山顶上茶是最好的茶，最好的水泡最好的茶是上乘中的上乘，极品里的极品这么表面。更何况众所周知，泡茶最好的水是泉水，从大山深处流淌的山泉，是从岩层地底涌流而出的地泉，而并不是江河之水。对此，茶圣陆羽历经艰辛考察，早将天下好水次第归纳为七十二泉，已经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
雅安蒙山，资格老归资格老，但茶树却深植于泥土，老树新枝，年年新绿，年青得很。然而，从那些老树上发出的新芽，从茶杯里展开的嫩叶，能有缘品上一口这样的甘露，难道你满口生香，透彻五体的不正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吗？
名山县，因一座蒙山而成为一方山水；雅安，因一座蒙山而独得天下雅韵；中国因一座蒙山，让华夏古国先世界而识自然之趣，让中国文化茶香四溢。
仁者乐水，智者乐山。蒙山，以山的伟岸，山的雄奇，山的沉稳，而被仁者顶礼膜拜；蒙山，终年“雨露濛沐”，茶滋生于山而亲近于水，以茶结识天下之水，并尽得水的神韵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茶禅一味也。因此，茶被道家、佛家所倾心。茶遇水而复活生命，水得茶而彰显品质。“扬子江心水”因人的贪欲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清澈的贞操，“蒙山顶上茶”却因漏天而沐甘露，独以洁净的灵魂而蓬勃于山野。试问：今日天下之泉，谁可以问心无愧地冲泡蒙顶山茶？
2011年8月28日完稿于成都东郊